抗战文艺在左权

    一进入左权境内，优美动听的民歌声便不绝于耳。在这里，不论大人小孩，张口唱上十几支民歌都不在话下，凡在左权听过歌赏过戏的人，无不被其浓郁芬芳的泥土气息和鲜明独特的地方风格所感染。

   “万首民歌千出戏”让左权当之无愧地荣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之美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八路军党、政、军重要机关进驻左权，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于此，出版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办鲁艺学校，创作出一批来源于群众的诸如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文艺作品，更有不计其数的抗战民歌、小花戏广为流传，最广泛地宣传和发动了当地民众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中。

县歌《左权将军》传遍太行山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他为人民沥尽心血……”这首著名的左权县歌《左权将军》，不仅寄托着左权人民对将军深深的怀念，更代表了左权人民传承的抗战精神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皇甫束玉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左权将军》之歌的编创过程：“常常有人问，流传至今的那首《左权将军》之歌究竟是谁编的？有人说是这个县的某某人编的，有人说是那个县的某某人编的，这实在是无中生有，篡改历史史实。因为这首歌是我县人在1942年5月左权将军殉国之后，同年‘九一八’改县命名大会之前，为悼念左权将军而编的。具体说，就是王恕先、阎濂甫和我集体编写，由恕先同志执笔而成的。恕先同志在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上是出力较大的、贡献最多的。1946年，我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写边区通用初级新课本时，将这首歌编入课文，只将‘狼吃日本’四字改为‘日本鬼子’，将‘辽县老百姓’改为‘边区老百姓’……有关编写和传唱《左权将军》之歌的事，已载入《简史》第二章第九节。”

    1942年9月18日，中共辽县党政军民5000余人，在辽县县政府所在地西黄漳村举行辽县易名左权县典礼大会，纪念“九一八”十一周年暨辽县易名左权县典礼。在这个仪式上，《左权将军》之歌第一次唱响，随之传遍了全县，传遍了太行山，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乃至全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抗战民歌不计其数，新小花戏盛行传唱

   “那时，时兴大唱革命歌曲、抗日歌曲。各种大会、民兵集训、各种大型活动之前后，都要大唱歌曲。但这些歌曲难学难唱。本县文化人和民间艺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阎濂甫、皇甫束玉、胡之锐、王恕先、郝乃武、刘耀藜、赵相英、白镜清、郝晋瑞等，就自编歌词，用老百姓熟悉的民歌小调来唱，老百姓几乎是一学就会，并迅速传唱起来。”在皇甫建伟、张基祥所著的《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抗战文化》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县人民丰富的文艺生活。

   据皇甫束玉回忆，左权抗战民歌基本上是大家自编自唱，县妇救会最先利用“卖菜”小调编唱反对买卖婚姻，就连武委会也编过不少抗日民歌。左权县境内产生过多少抗战民歌，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有书面依据的、最早的即是抗战时期保存下来的麻纸、蜡版、油印的一本《左权小调集》和此后选编的《左权抗战民歌选》(县志办和县政协各编过一本)。即使如此，也是“挂一漏万”。

   当时，外来的文化人教本地人跳各种舞，有《黑人舞》《飞机舞》《叮铃舞》等，群众凭热情跳，其实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左权县的小花戏原来都是男人跳，女角也由男人扮。在抗战文化的影响下，皇甫束玉便在他所在的寺坪二民校改造小花戏。他学习和借鉴新歌舞的长处，把传统小花戏和现代歌舞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女角由女孩子扮演，还号召广大妇女也跳花戏，提出：“小脚自然扭，大脚开步走”的口号，让她们大胆地参加到跳花戏的队伍中来。二是由二人对唱或三人表演，发展成多个女孩一齐跳，这就是后来小花戏中的“群花戏”。

    左权县的抗战文化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个高潮从 1937年抗战开始，从延安来的、从大后方来的以及八路军中的文化人，教群众大唱革命歌曲，大跳“时兴”舞蹈。由于抗战，人们激情澎湃，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看抗战戏（八路军剧团和鲁艺剧团等演出的现代歌剧、舞剧、话剧），一扫辽县原有的平静、沉闷气氛。第二个高潮则是本土抗战文化的兴起。在 1939年之后，“四四”儿童节、元宵节，全县大唱民歌、大跳小花戏。寺坪二民校的新民歌、新花戏脱颖而出，一举夺魁。

    口口传承了几千年的左权民歌主要内容原为“哥哥妹妹”，后被注入了抗日新内容，成了宣传抗日最得力的工具、最广泛的形式。民歌从此大量地走上了街头，走上了舞台，新小花戏也盛行起来，几乎每个农村剧团，在演出时都要来几段民歌和小花戏。特别是开会之前，互相喊口号挑战唱歌，歌声此起彼伏，场面沸腾，激动人心。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不分家，教育部门当时叫做“文教科”。开展抗日文化活动，是教育部门分内职责，全县教师当然就是开展抗日文化的宣传者、发动者和普及者。教唱抗日歌曲和抗日民歌成为老师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谁不会教唱或唱得不好，就请人教唱。太行山剧团、前进剧团、鲁迅艺术学校、新华日报社等团体的文艺工作者，经常被人请去教唱。皇甫束玉还专门到10里外的八路军卫生部请人，请作曲家柳流到学校教唱歌曲《红缨枪》。

    相对来说，教师对新事物接受比较快，对党和政府的要求理解快、执行快，于是就出现了皇甫束玉、王恕先、阎濂甫等人积极投入新民歌歌词的创作和小花戏的改造的现象。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皇甫束玉就编出了《四季生产》；八路军和民兵一举摧毁了日军号称“华北兵站基地”的红都炮台，他们就立即编出了《红都炮台》；左权将军壮烈牺牲后，他们 3人满怀悲愤，立即编出新民歌歌词《左权将军》。

    在辽县工作过的女干部黎颖在《青春纪事》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了太行山上的文艺生活。她曾写道：太行山上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农村中把戏台搭在空地上、河滩上，晚上男女老少、干部群众都去看，夜里看不清路，就点上几根麻秆。“麻秆点灯熄不了”，是当时辽县的一宝。打了胜仗开庆祝会或其他节庆日，只要鬼子不“扫荡”，大家都要欢庆一番，群众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等，大家尽情地欢乐。领导和群众结合，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了团结抗日的气氛……太行山区民歌、小调很多，特别是辽县(左权)，男女老少都会唱，约有大几十或几百种民歌、小调。常见妇女们坐在大门口或平房屋顶上，手里拿着针线活，边做边唱。在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工作后，当晚参加会议的女干部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根据会议内容，用旧调填上新词，第二天就唱了起来。开完会很快就普及全县了。打鬼子炮楼、反“扫荡”、纪念左权将军、慰劳八路军、做军鞋、缝慰问袋、大生产、春耕、秋收、反对买卖婚姻、上识字班等都有歌。左权小花戏也很有特色。

《小二黑结婚》原型故事在这里

    在山西收藏家王艾甫老先生创办的“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里，记者见到了一张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 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专家鉴定，这张判决书中的死者岳冬至，就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男主人公小二黑的原型。当年身在左权的赵树理，就是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现实的悲剧改编为大团圆式的喜剧，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小二黑结婚》。

    这张判决书为1943年左权县政府刑庭签发，手写油印，背面有县长书记的姓名和印章，并盖有左权县政府方形红色大印。历经半个多世纪，判决书保存得完好无损。

    在这张判决书中，真实记录了小二黑原形岳冬至的死因，一些细节与以往史料所披露的有所不同。鲜为人知的是，岳冬至与史虎山，是因争风吃醋结下仇恨，被史虎山等人殴打致死。这张尘封判决书到底与《小二黑结婚》有什么关系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在作家一丁编写的《太行根据地文化》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赵树理和《小二黑结婚》的故事。

    1943年春天，赵树理在左权县进行调研。在县里的横岭上村，年轻貌美的姑娘智英祥，得到不少男青年的爱慕，但英祥却爱上了同村的小伙子岳冬至。尽管情投意合，两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一是因为冬至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冬至已经是“有妇之夫”。他们的爱情，还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人的嫉妒。

    同年4月的一天，岳冬至被发现在家中的牛圈上吊自杀，后经尸检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在左权县公安局侦察员的努力下，终于查出真凶原来是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四人！因情生恨，再加上当天双方发生口角，四人就把冬至叫来“教训”一下，谁曾想，竟然活活打死了冬至。

    案情真相大白，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却感慨良多。中国几千年的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仅是史虎山，村中大多人对冬至和英祥的自由恋爱都不能接受，不少人竟然认为“打几下教育教育不过分，但不能打死。”

    赵树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把他所熟悉的农村人物都写了进去。岳冬至的父亲是个老实农民，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他把这个老汉写成“二孔明”。“仙姑”古来有之，智英祥的继母外号就叫 “仙姑”，小说中“三仙姑”这个人物便跃然纸上。

    1943年5月底，《小二黑结婚》完成了，彭德怀为其挥笔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同年9月，新华书店出版《小二黑结婚》单行本，仅在太行区就畅销4万余册。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从此传向各个解放区，传到延安，传到重庆，传到世界各地。农村青年小二黑、小芹对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勇敢追求，感染了大批处在新旧社会交替中、渴望幸福生活的青年人。

李有才板话后继有人

   锣鼓敲，快板响，每年正月十五，左权辽县抗战纪念馆的小院里总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这是一年一度的李有才板话传承展演活动，组织者就是王艾甫老先生。“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传承活动了，参加人数已经超过百人。第一届活动表演者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也四五十岁了。到了第三届开始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参加，还出现了用板话形式表现的小品剧。今年第四届最小的参赛者年龄只有8岁，还有祖孙三代上台演出。从这4年的活动中看，参加人数与日俱增，年龄越来越低龄化，节目质量也逐年提高。”王艾甫高兴地说。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作家赵树理根据自己在辽县参加减租减息的亲历，写出《李有才板话》，成为他一生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在这部经典作品里，赵树理通篇采用了辽县百姓中大量的“圪溜话”语的叙事方式，凸现了显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

    在这部名著里，赵树理之所以将圪溜话称为“板话”，是因为圪溜话的叙事方式，富有明快简捷的节奏感和韵味，听觉效果好，故赵树理将辽县圪溜话命名为板话。至此，左权板话与赵树理的名字如影相随，同时伴随着其《李有才板话》在国内发行，还被翻译成日、英、法、俄、德、意、捷、瑞典、瑞士、泰、印地、朝鲜、印尼等多种文字，使左权板话名扬四海。“赵树理在写完《小二黑结婚》后下乡到李有才的家乡——麻田李家岩村，与李有才同吃同住。李有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后来成为一名村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他总爱说些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在饭桌上，或者在炕头上，也许是一段话，也许只有两三句，都是直抒胸意，夹叙夹议，上口押韵，直奔主题。赵树理就将这些话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李有才板话》这部名著。”王艾甫介绍说。

   与此同时，左权板话也大量引入到左权小花戏和左权民歌演唱艺术之中，广泛形成群众人人说板话、用板话和推广板话的活动，从而使左权板话的普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抗日战争期间，板话以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被推上民间舞台，成为太行山区宣传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和鼓舞抗日士气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