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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者黄文政和梁建章近日联名发文,建议暂停征收社会抚养费,并冻结已经征收的社会抚养费。(
上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审查,目前处于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总规模超过200亿元。
黄文政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考虑到中国目前超低的总和生育率,本意在于控制生育的社会抚养费应尽快彻底取消。
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在进行调整。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对生育的严厉控制正在逐步放开。但在黄文政和梁建章看来,这种放开的步伐远远不够。
他们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正在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下,东亚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原因之一可能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经逐步把一胎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
今年初开始陆续放开的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引起社会关注。根据不少地方的民意调查,单独夫妻放弃生二孩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过高。两位人口学者认为,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同时推高养育平均成本的现实水平。因此,少子化越严重的社会,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越高。中国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2左右,大大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0-14岁人口的比例仅为16.6%。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为严重少子化。
《条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多位人口学者、律师、法律学者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社会抚养费应尽快停止征收的意见。黄文政和梁建章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存在严重的法理缺陷。
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给孩子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是现代政府的基本义务。虽然多出生的孩子会占用更多公共资源,但成年后也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
其次,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过去十年,中国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等原因关闭了一半以上,许多希望小学被废弃。再次,在家庭养老下,父母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但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
他们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不仅加大行政成本,更引起被征收者的愤懑和怨恨,也导致抗争行为层出不穷,加剧了社会冲突。甚至一些被征收者由于缴纳不起巨额社会抚养费被迫自杀。同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也让一些“超生”的孩子从小就自认为或被当成多余的人,严重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感。
他们分析,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政策的各种弊端将愈加凸显:失独家庭将继续增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攀升,经济增长会逐步放缓甚至进入低迷,国防建设也将受到拖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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